建国初期,李先念在主持湖北党、政、军全面工作期间,始终模范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他在一些会议讲话和文章、批示中,从政权巩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和事业发展的高度,深刻论述了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中应坚持的一些重要原则。这些重要论述和原则、主张,充分体现了李先念作为一代伟人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恢宏气度和博大的胸怀。
一.讲团结,在干部选拨、使用上坚持“五湖四海”,不分亲疏,任人唯贤。
建国初期,湖北各级党组织面临着各项繁重任务,迫切需要选拨大量懂得以至精通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事业的干部。以什么样的标准选干部,采取什么样的路线用干部,成为当时决定革命事业胜败的大问题。
李先念一向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坚持搞“五湖四海”, 不分亲疏,任人唯贤,反对拉帮结派,组织小派别。为贯彻正确的干部政策,他号召同宗派主义、惟资格论、以个人喜好出发任用干部等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无情斗争。建国初期,湖北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名副其实地“五湖四海”。这些干部中,既有跟随李先念转战多年的老战友、老部下,也有从中原、华北、东北南下的新战友。是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用人、还是为了个人的小天地用自己的人?李先念真正做到了以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唯贤是举。他指出:“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必须坚持原则,反对和制止任人惟亲”。当发现个别领导者提拔干部搞个人赏识,恋恋不舍自己的“山头”的时候,他旗帜鲜明地强调:“我们每个同志必须在思想上十分明确,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当有山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提拔干部只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决不容许搞歪门邪道”。 [1]
为防止原新四军第五师干部中自然产生的某种优越感,防止他们产生排外情绪,形成山头,他多次对他的老部下讲:南下的干部来自老根据地,多是老八路,他们有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一定要尊重他们,是副手的要甘当副手。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后被毛泽东称为“江南才子”的王任重,原本是到河南工作的,李先念经与组织部门协商,将其留在了湖北。30出头的王任重,才思敏捷,熟悉经济工作,李先念并不因为他是外来干部而有所芥蒂,相反委以重任,建议中央任命他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工作中,李先念对王任重格外尊重,充分听取他的意见,放手让他主持省政府工作。
正是李先念讲团结,提拔和使用干部不搞小山头、小圈圈,不分亲疏,坚持“任人为贤”的干部路线,正确贯彻和模范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为湖北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完成各项任务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爱才干,在干部选拨、使用上坚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建国后,李先念十分注重提拔和使用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干部,打破使用干部上论资排辈的陈旧思想,坚持不拘一格,为才是举。他提出提拔和使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他认为,提拔和任用干部首先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要按照党章,以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原则和标准提拔干部。1952年6月16日,他在中共湖北省委第四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积极发展党员、放手提拔干部》的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德才兼备”的内涵。他说:“所谓德是什么?即高度自觉地为人民服务。所谓才是什么?是能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实事求是”。[2] 建国初期,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知识分子的不足和专业人才的缺乏。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知识人才的不足,严重制约着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湖北的建设事业。
对此,李先念特别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反复告诫各级党委对知识分子应该有正确的认识,明确指出他们“虽然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但他们中绝大多数爱国,要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3]
为了解决当时知识分子干部严重缺乏的困难,首先,李先念花大力创办了湖北革命大学、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等各类培训学校,从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培养出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其次,大量吸收、合理安排、充分使用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部分出身于小商、小贩、小业主,出身于工农家庭者为数甚少。如何看待这些出身各异的知识分子?李先念多次强调要有战略眼光,克服关门主义。他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革命阵营的人,鄙视他们是完全错误的,是落后农民思想的反映。他告诫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发达的工业国,仅凭同志们的忠实、坚定、勇敢和牺牲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科学知识,有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才可能实现”。[4]
1952年9月,李先念在省委统战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了鄙视、限制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强调对知识分子要尊重、争取、团结、使用、教育、改造。他说,不知道正确使用知识分子,那是傻瓜一个;对知识分子要求过高,那是“左”倾幼稚病和落后的农民观念在作怪。针对建国初期一段时间,一部分具有相当劳动能力的知识分子失业、失学,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闲的发慌,李先念对此十分重视,在百忙之中着手研究对策。他要求各级组织关心知识分子,经过训练和其他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技能,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解决好他们的就业问题。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及时表彰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吸收他们入党,并给予相应的政治地位。为避免人才浪费的问题,他认为,许多机关因工作分配不当、组织安排不好,致使一些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才或无所事事、闲的发慌,或用非所学、难展其长,这是国家的严重损失,是一种对待人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他要求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加以消灭、予以纠正,以保证把为数不多的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建国初期,湖北省有8万多名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由于李先念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全部精神饱满地参加了新湖北的建设工作,其中,被吸收参加各级政权工作的就达1万多人,如著名教授周鲠生、金克木,科学家陶述曾、姚克方等都被人民政府委以重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重教育,在干部选拨、使用上坚持严中有爱、爱中有情。
建国初期,中共湖北地方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不仅是在全新的形势下和任务面前要排除万难去学习全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在进入繁华城市、执掌全省政权、进行和平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党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利、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捧场所腐蚀。
而当时湖北干部队伍在素质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一些干部由于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不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片面性和农民思想的狭隘性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在夺取政权后,渐渐滋生了骄傲自满、居功享乐思想,官僚主义、奢侈浪费也有所抬头。这些问题任何一个解决不好,都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对此,李先念对于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工作格外重视,对干部思想状况保持高度的警觉,强调党员干部要适应党的地位和任务的变化,不断改造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真正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实现党对新湖北经济建设事业的领导。针对革命胜利后部分干部滋长盲目乐观、麻痹松劲情绪的状况, 1949年8月27日,他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干部思想中,在目前较为突出的是因胜利而产生的骄傲急躁、麻痹大意等极为有害的错误思想。我们必须把这看作是原则问题,是重大问题,必须以严肃态度来加以深刻认识和认真纠正。这种有害思想不克服,会使人们遭受极大的损失甚至失败”[5]。他提出:在全国革命胜利面前,要“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洞叫好” [6],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态度。他认为,享乐思想、革命到底的思想,胜利后的思想是工作的大敌。躺在功劳薄上,“作胜利美梦”,“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腐蚀我们的党,甚至断送我们的事业。”[7]为此,李先念提出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特别是要向骄气作斗争,反对因胜利而骄傲急躁、居功享乐、比地位名誉的错误思想。用毛主席“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告诫,对干部进行普遍深入的教育,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党风正气发扬起来,使邪气不敢抬头。他要求 “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使大家懂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家,必须永远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把为人民服务,把改造客观世界,当成自己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任何时候,都必须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地工作,巩固已有的胜利,迎接新的任务。”
李先念也非常重视通过整党整风等形式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纯洁党的组织。在整党整风运动中,李先念重视启发党员干部的自觉性,依靠党员进行自觉革命,检查反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弄清思想又提高觉悟,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建国后经历了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三反” 、“五反”运动,都是一些政策性较强的工作,往往要涉及到干部身上,掌握不好,就容易出现偏差,甚至冤枉一些干部。李先念多次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不能轻易地下结论,对干部的错误一定要客观加以分析,属人民内部矛盾的要批评教育。通过整党整风等形式,既有力的抵制了资产阶级对干部队伍的腐蚀,清除了一批腐化分子和蜕化分子,又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纯洁了党的肌体,加强了执政党的建设和改善了党的领导。
在干部的培养、提拔、使用上,李先念坚持讲团结、爱才干、重教育的方针,不仅体现了作为一代伟人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恢宏气度和博大的胸怀,更重要的是培养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湖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组织和人才基础。我们学习和借鉴李先念在干部培养、提拔、使用的方针方法,对于我们造就一代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更好更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注释:
[1]《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2]《李先念建国初期文稿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第356页。
[3]《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4]《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5]《李先念建国初期文稿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6]《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7]《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