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已经整整80年了。80年前的1936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境内会师,宣告了长征胜利结束。作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就是从荆州走出去的队伍。
在湘鄂西组建的红二军团
湘鄂西根据地主要由湘鄂边、洪湖根据地组成,后来还包括巴兴归和襄枣宜根据地。
1928年春,周逸群、贺龙在湘鄂边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武装力量逐步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共湖南省委为加强湘西各县的统一领导,决定将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并于1928年7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随后,将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湘西前委也改为湘鄂西前委。1929年1月,贺龙率领红四军攻占鹤峰县城,6月攻占桑植县城,分别建立县委和县、区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迅速打开局面,逐步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位于武汉、沙市之间的洪湖地区,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地理位置重要。1928年6月,周逸群从湘鄂边回到洪湖地区,担任重建的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1929年2月,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鄂西。鄂西特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总结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反“清剿”的胜利,使被分割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段德昌为师长的红军独立师扩编为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兼任政治委员。红六军成立后,先后攻占沔阳、潜江、石首、华容等城镇,建立各县苏维埃政权。4月,建立管辖沔阳、潜江、监利、石首、华容、江陵六县的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创建了洪湖根据地。
1930年7月4日,湘鄂边的红四军在湖北公安与红六军会师。7日,两军前委在公安南平镇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正式更名为红二军,与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为参谋长。红二军下辖第四师和警卫团,军长由贺龙兼任,政委朱勉之;红六军下辖第十六、十七两个师,军长邝继勋,政委由柳克明兼任。全军团1万多人,枪5000余支。中旬,红二军团在江陵普济观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充分利用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无暇他顾的有利形势,集中力量向外扩展,使分散的各块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中旬,中共中央代表邓中夏来到洪湖根据地,24日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把鄂西特委和鄂西联县政府相应扩大为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由邓中夏任特委书记,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不久,考虑到邓中夏需随军行动,红二军团调周逸群回地方工作,代理特委书记,兼任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10月16日,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召开,同时,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红二军团的组建,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洪湖为中心,鄂西、湘鄂边、巴兴归根据地和松枝宜、荆当远和京钟等游击区已构成统一的战略整体,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
从1930年冬到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胜利地进行了反“围剿”斗争。
1930年11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指挥四个师又七个旅的兵力,以洪湖地区为重点,对湘鄂西根据地进行“围剿”。第一期的进攻目标是洪湖地区的长江以北地带;第二期的进攻目标是洪湖地区的长江以南地带;第三期的进攻目标是湘鄂边地区。从11月上旬起,国民党军队陆续向洪湖地区进逼。12月下旬,先后占领南县、华容、监利、潜江等县城。
这时,红二军团主力远在松滋、公安之间的杨林市地区,洪湖地区只有由江北地方武装组成的以董郎为总指挥的江左军,由江南地方武装组成的以段玉林总指挥的江右军,以段德昌为军长的刚组建的新六军(约1000人,不久改为独立团)。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以周逸群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利用洪
湖地区的复杂地形积极开展游击战,以新六军为骨干力量,江左、江右军互相配合,共同打击和迟滞敌人。同时,要求红二军团迅速回师洪湖地区。1931年1月初,国民党军队企图首先歼灭江左军于江北的柳家集、翟家湾地区,然后向西进袭。在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下,江左军得到群众的密切配合,利用湖泊水网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江南华容地区活动的独立团和
江右军,为配合江北军民的斗争,在华容附近歼敌一部,并收复华容城。接着,独立团又北渡长江,消灭一部敌军,并收复石首北区。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江北部分地区,但没有能够实现“围剿”计划。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中,洪湖地区的党组织发动群众断绝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的后方,使红军得以有效地打击敌人。
3月初,国民党军队以江南的调弦口为目标,发动对洪湖地区的第二期“围剿”。这时,红二军团仍未能回援。中共湘鄂西特委按原定计划,组织江南、江北所有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并掩护石首、华容等地群众撤到东山地区,其中一部分进入洞庭湖西岸,开展斗争,建立特区。独立团乘敌军主力集中江南时,再次渡江北上,在江左军的配合下,至3月底恢复江北地区的大部。江左军、江右军和独立团都得到发展。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山地区后,第二期“围剿
即告一段落。
这时,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派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及“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派兵北进湘、赣,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为应付国民党内部斗争,将徐源泉部陆续调往长沙。这样,第三期“围剿”没有按计划进行。至6月,在洪湖地区军民积极斗争下,江北地区除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外,已全部恢复。江南东山地区有所恢复,洞庭特区的工作也开展起来。
从9月初开始,国民党军队又以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向以东山区为重点的江南地区发动新的“围剿”(也称第三次“围剿”)。根据地武装和群众进行顽强的战斗,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东山地区再度陷于敌手。到年底,江南地区又逐步得到恢复。
红二军团从松滋、公安地区开往湘鄂边的鹤峰山区后,在五里坪消灭反动地方武装3000余人,自己也受到不小的损失。1931年3月,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4月,红三军开进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后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向北转移,建立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3月初,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湘鄂西根据地的夏曦到达洪湖地区。3月27日,组成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6月24日,组成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以取代湘鄂西特委。8月初,中央分局决定红九师(由独立团扩建而成)自洪湖地区北上鄂西北迎接红三军。9月下旬,红九师与红三军会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去的万涛接任邓中夏的职务。以后,红三军和红九师进入襄河(襄阳以下的汉水)以北的钟祥、京山、天门地区,打通与洪湖地区的联系。这时,洪湖地区除原有各县外,已扩大到襄北广大地区,红三军也发展到1.5万余人。整个湘鄂西根据地,除鄂西北由于红二十五师返回洪湖后被敌人占领外,湘鄂边和巴兴归、襄枣宜区都有发展。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同时,另以10余万兵力向湘鄂西根据地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首先进袭襄河两岸,企图消灭红三军和占领湘鄂西根据地。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夏曦,执行冒险主义路线,先是轻敌冒进,命令红三军主力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的地区寻求作战,遭到损失后又转而实行消极防御,在根据地内构筑堡垒,准备固守,红三军因此遭到很大伤亡。8月,国民党军队向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军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2000余人落入敌手。10月,根据鄂西分局决定,红三军主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
转战湘鄂川黔开辟根据地
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转战于湘鄂川边区,数次准备建立根据地末果。1933年12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县大村举行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1934年,在向黔东进军途中成立由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1934年5月至7月间,红三军进入黔东,开辟包括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的酉阳(今属重庆市)在内的黔东特区根据地。8月,湘鄂西分局决定红三军一方面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根据地,另一方面东出湘西,在湘鄂川边恢复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以形成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大局面。
1934年夏,湘赣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处于困难境地。7月23日,中共中央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三军取得联系。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于8月7日率红六军团9700多人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与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当晚转移到松桃县的石梁。10月26日,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会师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即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萧克、王震仍分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在任粥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下统一行动,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等地挺进。11月7日,占领湘西永顺县城,随之在永顺县城以北的龙家寨打垮湘西军阀陈渠珍三个旅,俘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是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形成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遵照中共中央电示,建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和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由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至此,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以黔
东和鄂川边为两翼的湘鄂川黔根据地正式形成。
湘鄂川黔根据地雄踞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边陲,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威胁洞庭湖南北地区,退可以凭险据守,利于主力部队回旋,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他的建立,牵制和吸引了敌人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5年1月,蒋介石集结湖北、湖南两省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采取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术,对根据地发动“围剿”,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将红军围歼于湘、鄂两省西部边境地区。红二、六军团运用灵活的战术,取得忠堡、板栗园战斗的胜利,迫使鄂军纷纷后撤,湘敌也收缩兵力转入防御,国民党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宣告失败。此后,红二、六军团抓住敌人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机,大举东进,出击洞庭湖地区,在半个月内,接连占领湖南的石门、临澧、津市、澧县等县城和湖北的松滋刘家场、西斋、杨林市、街河口、磨盘洲等区镇,将国民党封锁线向东逼后200余里,使得长江南岸的湘鄂川黔根据地更加广阔,根据地党组织和武装力量进一步增强。
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
红二、六军团是在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的。这年10月,蒋介石又调集22个师又5个旅共30万兵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企图将红军主力逼歼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这时,中央红军已长征到达毛儿盖地区,联系中断。南方八省只剩湘鄂川黔一块苏区,其他游击区相距甚远,又很分散,不能起到战略上的配合作用;红二、六军团力量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总兵力不及敌军的十分之一,众寡悬殊。根据地和红军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经过反复酝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决定主力红军采取逐步转移的方法,向湘黔边转进。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为争取主动,在任弼时、贺龙、光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由桑植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1936年1月上旬,进入黔东石阡、镇原、黄平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四面紧逼,部队又向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转移,并在毕节城内成立临时政权机关。3月下旬,部队到达盘县、亦资孔地区。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离开盘县地区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于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会师后,中共中央指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光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年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途经阿坝、包座等地,越过雪山草地,于8月到达甘肃南部。9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漳县、渭源、洮洲、武山、通渭等8县城,及岷州县、陇西、洮洲、武山等广大地区,歼敌7000余人,为红军立足甘南休整补充和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已于8月提出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绥远,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9月14日,中共中央为此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二、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向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同时,派聂荣臻、左权率领部队挺进到西兰公路以北,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后来,经过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红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
1936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10月9日,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回合。红二方面军于9月中旬连克甘肃东南部的成县、康县、徽县、两当,10月,迅速向北转移。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峰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兴隆镇同与红一方面军回师。至此,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红二方面军,这支从荆州走出去的长征队伍,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地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十万里的长征。中国工农红军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虽然失去了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为新世纪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成为激励共产党员继续前进、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