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之险既是历代统治者的一块心病,更是长江两岸人民群众心中的一大忧患。为治理长江,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过一些好的主张和建议,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均未能付诸实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修建了新中国建国后长江第一个防洪工程——荆江分洪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建成后,成功地减少了1954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毛泽东在认真总结荆江分洪工程经验,全面分析长江防洪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在长江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想,并为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制定了指导方针,绘制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蓝图。从荆江分洪工程到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中国人民治理长江、开发长江的伟大实践,也是毛泽东治水思想的生动体现。
一.治国必须先治水
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严重的国家,兴修水利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历代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灾,这就是为什么有“治国先治水,治水即治国”之说的原因。
1949年8月5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在白皮书的叙言①中,首先强调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他说道:“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增加了一倍,因此对土地形成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成功。”“国民政府今日所面临的困境,大部分正是因为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因此,从当时的美国政府看来,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中国的土地根本无法供应众多人口所需的粮食,而这是清末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难题。那么,中国共产党能否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呢?这不仅是当时美国国务院提出的挑战,也是全世界拭目以待的大事。
全国解放时,中国大地上疮痍满目,百端待理。全国工农业生产状况已跌入最低谷。如果国民经济状况得不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从事大规模建设是根本谈不上的,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新中国本来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休养生息。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大大加重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困难。何况,中国政府还需要做好应对各种更严重情况的准备。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千头万绪,应该从何着手?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东方大国,而农业的发展是离不开水利建设的。在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恢复生产,首先得恢复农业。农业生产恢复了,五亿人民有饭吃,天下就能太平,工业生产也就更有基础。而防治水旱灾害,是当时恢复发展农业的迫切要求。
关于这一点,开国领袖毛泽东早在战争年代就有深刻的认识。30年代初,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进行农村调查,写下了著名的《兴国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非常关心水旱灾害情况,对赣南地区水土流失现象十分重视,指出:“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②。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③。“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科学论断准确地表达了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对苏区的农业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也为建国后的水利事业确立了指导思想。
水利是兴国安邦的大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饱尝水旱灾患之苦的国家来说,“治国先治水”已成为古训。熟知历史的毛泽东,非常深刻地认识治水与兴国安邦的关系,因此下决心治水。“我若不治水,水就要治我,我必须治水”④。1950年淮河大水,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毛泽东读了灾区灾情报告后,十分伤心,流了眼泪。当中央要治理淮河的时候,毛泽东谈到中国的历史,讲到淮河流域这一带,历来是农民起义的地方……,为什么会农民起义?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特别穷,灾难特别多,在灾荒饥饿下,农民就要起来搞起义⑤。毛泽东督促周恩来:“治淮工程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⑥ 。连用三个早日,可见毛泽东对根治水患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毛泽东不仅把目光投向淮河,长江更是他关注的焦点。为了淮河的灾难不能在荆江重现,解除悬在荆江两岸人民头上的洪水威胁,消弭荆江洪患,1950年10月1日,正当全国人民热烈欢庆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北京长安街头锣鼓和欢呼的声浪整日不息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书房内和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他详细询问了每一个技术问题和地质勘探、水流量估算和大堤抗洪能力等问题,仔细看了荆江分洪工程的设计方案,审阅了报告书和工程图纸,同意了荆江分洪工程的设计方案。
可以说,面对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的局面,毛泽东把兴修水利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突出水利在国民经济恢复中的特殊作用。正是基于对水利战略地位的高度认识,在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央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投入大量财力治理荆江,“体现了我们边打仗,边建设的决心,体现了新中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⑦。本来,治国先治水是华夏民族的先哲们的经典性经验,但纵观中华民族治水史,敢于在新中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就对中国的治水蓝图进行规划,并付诸实施,而且卓有成效,不能不说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的特有的远见卓识和宽广胸怀。
二.治水的根本目的是造福于人民群众
长江的洪灾主要发生在长江中游,中游的洪患又以荆江最为频繁、最为严重。 据历史资料记载,自101年到1949年的1848年间,荆江地区共发生洪水灾害354次,其中1376年到1949年的573年中就有267次,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8年水灾,荆州“官舍仓库俱没”,“兵民淹毙无算,号泣之声,晓夜不辍,登城全活者,露处多日,难苦万状。下乡一带,田庐尽被淹没”。1935年的特大洪水,中下游堤防俱溃,沿江平原皆成泽国。据当时出版的《荆沙水灾写真》记述,荆州城外大片村镇居民,“登时淹毙者几达三分之二。其幸免者,或攀树巅,或骑屋顶,或站高阜,均鹄立水中,延颈待食。没死于水者,将悉死于饥,并见有剖人而食者。”当地曾流传过这样两句民谣:“荆州不怕起干戈,只怕荆堤一梦终”。荆江之险,历来是人民心中的一大忧患。
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兴建荆江分洪工程,是毛泽东带领全党忠实履行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深切关心广大群众利益所作出的英明决策。
1950年10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同意了荆江分洪工程的设计方案,并明确批示:“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1952年3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规定》指出:“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 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做出后,毛泽东立即作了三点指示⑧:一是要把荆江分洪工程当作全国的事情来办,全国支援;二是荆江分洪工程关系到两湖人民的生命财产,两湖要全力以赴;三是工程一定要在汛期完工,调一个兵团用打仗的方法来完成任务。对于工程的领导问题,毛泽东提出如下原则:“为胜利完成1952年荆江分洪各主要工程,应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组成一强有力的荆江分洪委员会和分洪工程指挥机构,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政府及参加工程的部队派人参加,并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指派得力干部任正副主任。工程指挥机构的行政与技术人员由各有关单位调配。”
毛泽东十分关心荆江分洪工程的进展,关怀战斗在荆江前线的30万劳动大军,施工期间(5月20日到24日),特派当时的中央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代表他和中央人民政府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对劳动大军进行慰问,并赠授了绣有毛泽东主席为荆江分洪工程题词的锦旗。
荆江分洪工程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发出号召,要求“全体同志,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为全部工程的胜利,为获得新的更大的荣誉而努力!”整个荆江分洪工程工地迅即掀起“红五月”爱国劳动竞赛高潮,先进模范人物成批涌现,工效成数倍提高,施工进度大大加快。6月20日,在中南局的领导下,过洪能力共约10000立方米每秒的2个泄水大闸,以及相应的堤防工程,总共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全部竣工了。
为了广大人民利益,必须从全局出发,在必要时牺牲局部保护整体。荆江分洪工程正是党中央胸怀全局,经过慎密研究做出的英明决定,这在旧社会是不可能做到的。历代封建王朝、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不会关心人民疾苦。党和政府划出近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分洪区,1954年分洪区人民为保江汉平原、保大武汉、保卫新中国刚刚建设5年的胜利成果,承受了巨大的牺牲。1998年,分洪区33万人民大转移,也是为了舍小家、保大家,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家。修建荆江分洪工程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工程竣工后,工程建设者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告了这一喜讯。他们在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毛主席为治理荆江操劳而万分感激之情。信中写道:“亲爱的毛主席:我们以极大的兴奋和愉快的心情,向您报告这个工程的完成。这个工程是为荆江两岸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数百万亩粮田的丰收,且对长江水利及全国交通都是有利的。所以,荆江两岸千百万人民都欣喜若狂,感谢您给他们解除了历史上的水患与深重的灾难,开始得到安全与幸福的生活。”
荆江分洪工程建成后的第二年——1954年汛期,长江流域由于连续暴雨,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于7月22日至8月22日先后三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降低荆江水位0.96米,分洪最大流量7700立方米每秒,分洪总量122.6亿立方米,减少泄入洞庭湖水量54.22亿立方米,达到了降低荆江河段水位,避免了荆江两岸漫溃特别是荆江大堤漫溃所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的悲剧发生,结束了千百年来人们在洪水面前无能为力的历史,有效地保护了江汉平原和大武汉的安全,使荆江两岸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当毛泽东获悉长江特大洪水被战胜后,题词祝贺:“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三.在治水方略上坚持治标和治本结合,治理与开发并重。
如何治理长江,根除荆江水患,千百年来不少人对此进行过探讨,或主张以蓄为主;或主张塞口还江;或主张退田还湖;或主张舍南救北;或主张裁弯取直以畅江流,众说纷纭,一般说,不外“泄”、“蓄”两途。而两者都须有“壑”。历代统治阶级治水大都采取“以邻为壑”的办法。历史上即使有几个治水较有成效的人,也都是各管一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治理长江水患。如东晋时陈遵修金堤,宋代郑獬修滨江大堤,张忠孝修寸金堤,都是各修一段。还有不少人藉治水以肥己,对治水工程敷衍了事。尤为荒谬的是,他们舍不得花钱治水,却不惜花巨资铸造每头重达一万多斤的九头铁牛,于沿江险处矗立,用以“镇”水,自欺欺人。
毛泽东治水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吸取中华民族先人们在治水方略的精华,完全摒弃了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制定了一条治标和治本结合,治理与开发并重的治水方略。
1954年长江全流域性大洪水,通过荆江分洪工程蓄纳超额洪水,虽然保住了荆江大堤、武汉市堤,减轻了洪水为害的程度,但还不能根本改变“万里荆江,险在荆江”的严峻局面。在毛泽东看来,“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危害严重的河流”。他一方面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修筑堤坝,治河道,修建防洪水利工程;另一方面,他把目光投向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又能充分利用长江的水资源,服务全国的经济建设。
早在1953年2月19日,在“长江”舰上,毛泽东在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长江基本情况、存在问题以及长江防洪为主的三阶段治江方案的汇报时,十分仔细地询问了有关气象水文和洪水成灾的种种问题,当讲到“在长江上修许多水库加起来还抵不上三峡一个水库时”,毛泽东指示:如果支流水库对长江干流洪水控制作用远不如干流三峡水库控制有效,应着重开展三峡工程的研究。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毕竟功于一役⑨。关于三峡工程,毛泽东不仅积极慎重,而且考虑问题具体细致。1954年12月,毛泽东再一次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建设工作汇报。对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以及坝型等其他问题详细进行了了解。毛泽东曾对周恩来说:我们中央不仅要考虑内政外交大事,而且也要考虑具体的重大工程建设问题,像大三峡、铁路通拉萨等。
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一个水利工程对于这位新中国领袖,何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道理只有一个:新中国初创,百废待兴,要在我国经济建设这盘棋上,下好这关键的一着棋。在毛泽东看来修建荆江分洪工程只是解决长江中下游局部防洪问题的小战斗,而修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从根本治理长江,驾驭长江的决战性的大战役。他以人民领袖的博大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付出极大的心血,他在多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党中央对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有利无弊”的指导方针。
在1958年2月的南宁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派飞机把持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林一山和李锐接到会上,听取对三峡工程两种对立的意见,并仔细了解了工程技术和工程造价问题。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挂帅治理长江,并为三峡工程制定了方针,这是三峡工程走向辉煌的第一步。1958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所作《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25日,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批准。这个意见,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治理长江流域的第一个“红头文件”,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1958年7月间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之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再一次召见林一山。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也就是在泥沙淤积活动下三峡水库可以维持多少年?这个问题在当时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可以说还没有这么明确地提出过。因此在毛泽东开门见山提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有多长时,林一山回答:“至少可以运行二、三百年。”毛泽东听了林一山的答复后沉思片刻,很惋惜地说:“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二、三百年就淤死了,很可惜。”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再次听取了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的汇报,知道已成功地找到了防止三峡水库淤积的有效办法,毛泽东很满意。水库寿命问题从毛泽东正式提出开始,才成为水库建设最关键问题之一。在毛泽东的提示下进行的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河流学和河流泥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个命题稍后几年在研究葛洲坝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时进一步深化,更增加了三峡水库长期使用的可能性。
在三峡工程的技术可能性和现实性已经基本得到落实,毛泽东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首诗。形象地描绘了水库建好后的美好前景。很明显,修建西江石壁大坝的主要任务是截断巫山云雨,即拦截经巫山而来的长江洪水,为长江中下游千百万人民解除洪水灾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意思是说神女高立于巫山之巅,平湖予她无恙,但她惊叹世界已经大变了。据神话传说,禹王治水失败后,神女为之向上天求术,禹王得术后大功告成,方有“禹疏九河”、“江潜既导”之说。但神女仍不放心,便登上巫山顶峰,了望气象与水情,及时为人民做出洪水预报。毛泽东以诗的形式再次肯定了治理长江的战略重点在三峡,把三峡水利枢纽看成是长江治本的千年大计。
三峡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性工程。其防洪作用显著,可以将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遇类似1870年那样的历史特大洪水时,配合分蓄洪工程,可保证荆江河段的行洪安全,防止南北两岸大堤漫溃,解除了荆江地区发生毁灭性洪灾的心腹之患。同时可减少中下游分蓄洪区运用机制,减少洪灾损失。不仅如此,三峡工程可为华中、华东和川东地区提供重要的能源。任何一个水利工程的兴建,都应尽可能地发挥其综合效益。三峡工程也不例外,除了要考虑其首要的巨大的防洪作用外,同时还要利用水力发电,带来巨大的发电效益。毛泽东向来强调水力开发、河流规划都要做到综合利用。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过:我们国家特别是南方水力条件很好,应该尽量发展水电,能用水发电,就不要用煤发电,我们的祖先会利用煤以来已经有2000年了,也就是说从此我们的煤已经在地下埋藏了2000年,今后我们再埋它2000年。
三峡工程也是一个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除防洪、发电、航运等效益外,还可增加长江中下游枯水期流量,有利于沿江城镇的供水,有利于南水北调、缓解北方地区缺水矛盾,并有灌溉、水产、旅游、发展库区经济等效益。三峡工程的兴建,对促进华中、华东、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荆江分洪工程到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治水方略上坚持治标和治本结合,治理与开发并重的远见卓识,实现了由防洪到以防洪为中心进行综合治理的历史性转变。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从长江中下游防洪考虑,经过对三峡工程的反复论证,深化了对长江流域进行综合治理的认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制定了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战略。2003年6月1日,三峡大坝成功蓄水135米。“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40多年前描绘的这幅宏伟蓝图,在21世纪初叶成为现实。
① 引自《人民日报》1949年8月24日第二版《艾奇逊致杜鲁门信》,即白皮书序言。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2页。
④ 转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⑤ 《中国水利》,1990年第九期。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30页。
⑦ 《中国水利》,1990年,第九期。
⑧ 《湖北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第831页。
⑨ 《林一山治水文集》,新华出版社,第5页。